“无讼”一词听起来像是一个新兴词语，其实早在春秋时期，孔子就提出的一种观念。意思是指通过传统道德伦理来协调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法律。在我国也是一种普遍的法律观念，今天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“无讼”精神，有什么特点。

概述

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处于绝对支配地位，"贵和持中、贵和尚中"的文化理念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。据历史考证，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，他是"无讼"论的奠定人和倡导者。同时，他曾经宣布其执政目标:"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。"另外儒家典籍记载，尧舜之世，便是一个无讼的世界，而舜本人就是一个息讼止争的高手。同时，清人曾说:"两争者，必至之势也，圣人者其然，帮不责人之争，而但讼其曲直。"可见，古代中国人对诉讼之冷漠，他们认为诉讼是道德败坏的结果或表现。

儒家在正面宣扬无讼的益处和美好的情景的同时，制造了为讼以害的反面舆论。例如:"讼，终凶"、"讼不可妄兴"、"讼不可长"。因而，诉讼是不吉利的应适可而止，健讼者必凶。中国古人由于崇尚无讼理念，赞扬无讼社会，力求无讼而和谐的美好世界，但必然带来的是厌讼、贱讼，以至于讼师一类的职业，在古代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，为国人所鄙视。例如，春秋时期的"邓析事件"是中国最早的贱讼证据之一。邓析，中国最早的律师，因教人诉讼并收取代理费，被批评为:"不法先王，不事礼义，而好治怪说……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愚惑众"，因而最终被制裁。直至清末，无讼、贱讼仍然普遍存在。

本质

矛盾不一定就要针锋相对，而是可以化解的。今天你打官司赢了，我不甘心，明天再生个事来报复你，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。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化解一桩纠纷，总比再产生一个新的矛盾要好吧。如果调解不成，再诉讼也不迟。就像《周易》里"讼卦"之后是"师卦"一样，如果诉讼不成，那我再出师打你，这是对于国家之间矛盾而言的。道理跟人民之间有矛盾，实在调节不成，再诉讼是一样的。孙子也说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所以诉讼跟战争都是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才能使用，遇到矛盾首先主要还是调解。

成因分析

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体现为"华夷之防"，指捍卫政治法律制度的"纯种"之争，典章文化被认为最好的，因而只容许其他文化圈的人来学习我们的，而不允许我们学习他们的。孔子说过"夷狄入中国，则中国之"。这说明尽力让其他并入中国版图的其他民族接受我们的典章制度，即其一。其二，法典的封闭体例。从最早的成文法典《法经》6篇到《唐律》12篇，再到《明清律》7律20门，都是封闭的。其三，国家机构设置上的封闭性。例如，古代机构尚"六"观念，暗示着一种时空的封闭性，从《周礼》六官到《尚书》六部等，都体现出封闭性。

小农经济社会对农业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，而对商业和商人极端仇视。例如，《史纪·平准书》记载:"(汉初)天下已平，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租税，以困辱之。"这表明汉代抑商政策非常明显，表现为"困"、"辱"二字。"困"商，即对商人进行经济打击，主要方式有:官营禁榷;重征商税;不断改变币制。"辱"商，即对商贾进行政治上的打击，主要方式有:直接视经商为犯罪，实行人身制裁;锢商不得宦为吏;从服饰方面进行侮辱。因此，古代中国经济上小农性和重农抑商政策，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机制的农业特质，全社会呈现出农业态势，自然对诉讼需要不旺，无讼便逐渐形成。

现代思考

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过，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，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。更进一步，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。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，单是推行法律和法庭，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，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。

前面也说了，矛盾不一定非要针锋相对，而是可以化解的。今天你打官司赢了，我不甘心，明天再生个事来报复你，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。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道德为本，规矩是末，有道德的人自然会守规矩，千万不能舍本逐末，只有社会和谐稳定了，人民才能安居乐业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，一定要顾大局，识大体，明大义，所以无讼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必要的。